特朗普的贸易噱头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贸易政策方面的咆哮远比实际行动糟糕得多，但这种情况可能正在改变。他已经在1月提高了进口洗衣机和太阳能电池的关税。如今他已经下令对进口钢铁和铝征收高额关税（分别为25％和10％），而且是基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中绝少使用的国家安全例外条款。

许多评论家对这些关税政策的可能性都有点反应过度，纷纷预测说可能爆发“贸易战”甚至更糟的状况。一位专家称钢铁和铝关税是自1971年以来最重大的贸易限制措施，当年尼克松总统为应对美国的贸易赤字而开征10％的进口附加税，并预测说“这将对全球贸易造成严重后果”。而《华尔街日报》则将特朗普的关税称之为“其总统任期中最大的政策失误”——相较于当局在俄罗斯、美国联邦调查局、朝鲜、移民、税务、白人民族主义等许许多多方面的失误，这个评价真是有点抬举了。

事实上特朗普迄今为止的贸易手段都不过是些小把戏而已。特别是与1980年代罗纳德·里根总统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规模和范围相比简直就是苍白无力。里根提高关税，并加强了对纺织、汽车、摩托车、钢铁、木材、糖和电子等一大批行业的限制。他其中比较著名的一招是迫使日本“自愿”限制汽车出口。当日本声称无法保持出口微晶片的高价格时，他立马就对部分日本电子产品施加了100％关税。

正如特朗普的政策违背了当今各项贸易协定的精神（而不是是内容），里根的贸易限制也钻了当时各类协议的漏洞。他们的做法是如此偏离常规，以至于人们普遍担心“新保护主义”会再度崛起。当年一位贸易律师写道：“这个系统出现崩溃的风险极大，甚至会重演1930年代的惨剧。”

这些警告最终证明是危言耸听。世界经济在1980年代的贸易自由化趋势中并未受到暂时性逆转的太大影响，事实上它甚至可能有所受益。里根的贸易保护主义充当了一种疏解政治压力的安全阀，从而避免了更严重的混乱。

一旦美国的宏观经济好转，全球化步伐就会明显加快。《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其中明确禁止里根所使用的“自愿”出口限制）以及中国的出口增长在1990年代接踵而至，一些对跨境金融的剩余限制也同时被取消。

 但特朗普的保护主义可能会产生非常不同的后果；历史不必重演。一方面，即使这些贸易限制的整体影响仍然有限，但却更多是以单方面的，硬碰硬的方式。而里根的贸易保护主义大部分都是与贸易伙伴协商谈判好的，旨在减轻出口商的经济负担。

例如1980年代对汽车和钢铁的自愿出口限制是由出口国自行管理。这让日本和欧洲企业得以共同提高对美国市场的出口价格。事实上美国的贸易限制甚至可能提升了这些企业的盈利表现。但如今韩国洗衣机或中国太阳能电池出口商们获利的可能性则不大。特朗普的单边主义会给贸易伙伴带来更大的愤怒，因此更可能引发报复。

与里根时代措施的另一个对比在于我们如今处于全球化的更高阶段，而相伴而生的问题也更大。1990年代推动高度全球化的努力在那些从全球经济中获利并分享价值的人与那些未能分享价值的人之间形成了深刻的分歧。因此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的势力可能比二战后的任何时期都要强大。

虽然特朗普的各项政策旨在恢复全球贸易的公平性，但它们其实是在加剧而不是缓解这些问题。正如贾里德·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和迪恩·贝克（Dean Baker）指出的那样，特朗普的关税可能有利于某些受保护行业的少数工人，但却要下游产业和其他地方的绝大多数其他工人来承受代价。全球经济产生的不平衡和不平等不能通过以明显荒谬的国家安全考虑为借口去保护一些有政治资源的产业来解决。这种保护主义不过是种噱头，不是贸易改革的严肃议程。

相反，伯恩斯坦和贝克认为一项严肃认真的改革议程应该着眼于保护制药企业和医生这类专业人士。它将通过多边重新谈判WTO规则来解决人们对社会倾销和政策自治的担忧。它将针对仍然能从贸易中获得极大收益的领域，例如国际劳动者流动性，而不是那些只会让特殊利益者受益的领域。

        但大部分工作其实需要在国内完成。修复国内的社会契约需要一系列社会、税收和创新政策来为21世纪的新政奠定基础。但随着公司减税和放松管制，特朗普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进。特朗普国内议程的灾难性质迟早会连那些投票给他的人都看得一清二楚。到那时一场他或许觉得是时候发动一场传统形式的贸易战，以转移人们的视线并提供政治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