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2月，由于前期大豆的大量到港导致短期供过于求，以及受国内禽流感蔓延的冲击，国内豆粕需求陷入低迷，现货价格逐步滑落，张家港的最低豆粕报价达到2760元/吨。当时CBOT大豆价格在840美分/蒲式耳左右，美豆CNF综合基差报220美分/蒲式耳，国内二级豆油的销售价格为7180元/吨，可以用公式估算出：

　　大豆进口成本＝（840＋220）×0.367433×8.278×1.13×1.03＋120＝3872元

　　豆粕生产成本＝（3872＋100－7180×0.185）÷0.78＝3389元

　　通过计算，后期豆粕生产成本高达3350元/吨以上，这相对于当前2700元/吨的豆粕现货价格来说是明显偏高的。所以，如果后期的豆粕价格继续维持低迷，油厂按照当前CBOT大豆价格进行点价，运到国内压榨将面临巨大的亏损。但为了保证自己的市场份额和工厂正常的运转，因此还是不得不继续采购。

　　面对这种不利的局面，华东某油厂想出来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法。前期，该油厂已经以190美分/蒲式耳买进了3月合约的大豆基差，船期为3月初，最后点价日期为3月10日。当时的CBOT大豆短期内处于一个高位振荡格局，但中期趋势仍是向上，所以后期继续上涨的可能性较大。但按当时840美分/蒲式耳的价格来计算，运到国内后压榨亏损的概率十分大。所以一方面要锁定CBOT大豆继续上涨的风险，另一方面要部分降低大豆进口成本。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其采用了在大连豆粕市场买入套期保值来代替立即在CBOT大豆点价的操作手法。

　　采用这种方法是经过分析当时大连豆粕和CBOT大豆价格之间的关系和国内豆粕市场的基本情况来决定的。当时大连豆粕0405合约价格为2700元/吨，而根据CBOT大豆价格计算到5月份时，豆粕生产成本高于3350元/吨以上，由此比较可以得出，大连豆粕价格相对于CBOT大豆价格是明显偏低的。

　　从历史CBOT大豆与国内豆粕比价关系来看，当时的比价处于近期的低位3.2左右。

　　当时国内一是面临豆粕消费淡季，二是前期大豆进口过量，三是禽流感的冲击，这三个因素使豆粕价格陷入低谷。由于连粕价格相对于CBOT大豆价格比较偏低，如果后期上面三个因素出现转变，尤其是国内禽流感能够得到控制，国内豆粕价格将会有一个价值回归的过程。所以，选择买进大连豆粕来代替在CBOT大豆进行点价是比较合理的做法。如果CBOT大豆价格继续上涨，大连豆粕价格上涨的空间可能更大；如果CBOT大豆价格下跌，大连豆粕价格的下跌空间也将比较有限。这样，该油厂将获得一个可能的套利利润，从而降低大豆进口成本。因此，在2月5日该油厂先不在CBOT点价，而是在以2710元/吨附近的均价买进大连豆粕0405合约2000手，对应已经敲定基差的2万吨大豆，当时CBOT大豆3月合约价格为832美分/蒲式耳。

　　2月10日以后，随着禽流感很快得到控制和CBOT大豆的继续上涨，大连豆粕价格也出现了快速上涨，并且上涨幅度要明显大于CBOT大豆的上涨幅度，出现了油厂预期中的价值回归。到3月5日，油厂把大连豆粕0405合约2000手以3320元/吨的均价平仓，同时当晚在CBOT大豆3月合约以935美分/蒲式耳点价。通过这一操作，油厂在大连豆粕市场每吨获利610元，而大豆进口成本抬高103美分/蒲式耳，相当于313元/吨，该油厂获得了额外的套利利润297元/吨，这相当于降低了大豆进口成本。

　　油厂在2月5日CBOT大豆832美分/蒲式耳直接点价的大豆进口成本为：

　　大豆进口成本＝（832＋190）×0.367433×8.278×1.13×1.03＋120＝3738元/吨

　　油厂在2月5日先买进大连豆粕期货，在3月5日再点价的大豆综合进口成本为：

　　大豆综合进口成本＝（935＋190）×0.367433×8.278×1.13×1.03＋120－610＝3493元/吨

　　通过这次操作，该油厂不但有效地控制了CBOT大豆价格继续上涨导致进口成本升高的风险，还使综合进口成本得到了比较明显的降低，获得了更好的压榨利润和竞争优势。